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,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,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。
在我们的文章里不但提供了儒家经典、孔子言的直接依据。而这些人除了部分下属之外,都是共同得利者。
姚育松先生的这段批评,我们当然知道其来源。还提及了儒家礼制、乐论等等旁证。墨家是先秦唯一一个在《墨经》这种核心中的核心经典之中,在《尚同》篇这个集中体现制度主张的篇目中,在其他篇目之中坚持了案例法传统的学派。新儒家提出的一些自由主义之非,也是从西方抄袭而来,也是西方学者内部研究的问题。重复先秦时代华夏民族所犯的错误。
姚育松先生对新儒家之流国学者的鄙视态度,让我们感到欣慰。然而墨家生存在战国时代。这个方面的研究缺失比较严重,我们这方面的学者还太少,研究成果太少,更多可能是受西方影响太深,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宪法,儒家讲人治不讲法治等等。
林安梧:谈不上民主社会。 林安梧: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,但也不是那么快的。 枕戈:问题就出在这里,因为台湾的政治是民主政治,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对某一家特别地推崇。儒家本来就是:君子有三乐,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
所以真正中国统一后当了总统的,只有蒋介石,真正行宪只有两年。为什么?因为宋明理学到了最后空谈性理,不能应对满清铁骑的入侵,所以王船山就全面反思中国的文化,更关键是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启发了后面的曾国藩这一批人,逐步引入了西方的器物文明、工商业文明、制度文明,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、现代化。
譬如您在中南大学演讲时,也说到台湾的很多政治文化人物如马英九、宋楚瑜、刘兆玄、龙应台等等,都是我们湖南人的后裔,可看作湘水余波吧。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应该说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,在这种文明之上延伸出了相应的文化形态,比如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、敬天爱人、众生平等。西方的选举虽然是普选,但是投票率也很低,有很多人不愿意参与的嘛。因为聊民主社会这个词就跟西方连在一块。
所以,中国虽然没有选举民主,但有科举民主——一套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。杜钢建老师概括为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、修炼文化。一党制也和大陆很不同,毕竟新加坡的人民党还是要用西方的方式来选举,但大陆不是用西方的方式来选举。左右两派在那里吵,一吵全部都是为了要权力。
到了明朝时又出了一个大人物——王船山。 林安梧:古代儒家的政治论述和治理经验当然值得今人重视。
他们基本上还是部落社会。其次,就像历史上的科举要考儒家的四书五经一样,现在把儒家思想、典籍也纳入到公务员的考试体系里来,现在有种说法要对领导干部轮训国学。
就是我昨天提的嘛,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到中国文化道统,他现在是以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嘛。顾炎武是影响到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。而不是一直想着政治权力,我认为一定要和政治权力保持距离。有基因考古学分析,释迦牟尼其实是古羌人,羌人其实是我们西边的一个少数民族。大陆的学问可能没有那么精致,但是大家关注啊。所以广义地讲,谁能够承天命、继道统、接地气,那他就是儒家。
在西方,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随时可以问的。打赢了再去解释合法性。
美国的立国思想是自由主义学说,由美国宪法体现。本来大道就在天下间,谁努力了、谁担当了,谁就领受了天命。
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,总之,这个问题先可以不用问。这文章首先是发表在香港的大公网,当时就有人解读说习近平想做汉武帝。
其实这很像我们在闽南听到的一些古乐,而且有一些是古时候道教的音乐。它不喜欢搞这种极端的斗争。现在中共还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嘛,其实里面已经有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法治了。应该出台一个政策,凡是祖辈、父辈、儿孙辈在同一社区买房的,给予无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,这很容易做到的。
要防止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。至少我们拥有这些观念。
至于说西方的多党选举,只是一种形式而已,不一样的形式而已。中国大陆虽然不是普选制,权力合法性是很多人问的问题,但一定要往这边去问这个问题吗?这个问题先避开不谈,应该先谈这个社会怎么样变好。
宁可名声小一点,做更多实际的工作。大陆新儒家首先应该要对这个社会作贡献。
所以儒家的道统也要具体分析的。筷子与叉子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。现在党校里面也开设传统文化的课程。大陆新儒家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反思这个问题,所以儒教宪政或者儒家宪政自然而然就会提到台面上来,而且一方面是大陆新儒家重视这个问题,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样而被整个学术界重视到。
他认为《论语》的仁学思想主要由仁道、恕道、义道和政道这四部分组成,仁道、恕道、义道和政道是传统仁学的四项基本原则。台湾人文的、学术的力量,在现代化、资本主义化、消费化的消弥下,力量显不出来。
而从另外一个角度,假如没有习近平这么高规格、高姿态地重视儒家文化,实际上关注儒家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我觉得自称儒家的不一定能做得到儒家的标准,所以我比较喜欢说我是道家。
因为新加坡只有600多万人口。他把中国的宪法历史一步一步向前追溯,比如轩辕黄帝时代有一部宪法,叫《轩辕氏政典》。
窃附孟子、横渠之后,彼何人哉,予何人哉,有为者亦若是。 [阅读]
[85]《潭州重修大成殿记》,《真西山文集》卷二十六。 [阅读]
[94] 他指出王阳明解格物有四不可,他解格物有五可,主要就是提倡随处体认天理,即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,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[95]。 [阅读]
但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,他同朱熹有很大分歧,而比朱熹思想彻底得多。 [阅读]
因此,他提出了理生气、太极生两仪的唯心主义的思想。 [阅读]
他提出:须是平日将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,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,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。 [阅读]
人物既生之后,天化之存乎人者即为人化。 [阅读]
但朱熹所谓性,有时兼主、客观而言,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,具有客观性的一面。 [阅读]